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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父親周霖

來源:周孚定時間:2019-05-30 22:14:52

 

      一說到周霖,許多人都只知道他是個畫家、教師。而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個家教嚴謹而又嚴厲的人;他不僅是個酷愛藝術的畫家,他年輕時就是個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解放后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是個盡職盡責的人民公仆,是個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的民族統戰人士,是個為人謙恭、光明磊落的學者。
      父親從小受留學日本的曾祖父、祖父兩代人的教誨,既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養,思想上又傾向革命、追求進步,年輕時曾到過上海、北平、廣州、南寧、香港、河內、昆明等地謀生。他看到舊社會的黑暗,厭惡軍閥和官僚,不愿意做官。憑著他的品德、學識、才能和見識,多次被聘任,但都被他一一拒絕。曾在24歲時就把省長唐繼堯親發的“知縣存記”當作廢紙丟入火中,曾辭去永勝縣稅務局局長之職,曾拒絕出任麗江縣教育局局長和專員秘書長等職。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父親積極參加麗江縣委新聞處的工作,從首任文工隊隊長、首任文化館館長到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首任副縣長、云南省文聯副主席,除了“文革”中被迫停職外,父親不僅沒有中途辭職,而且在每個崗位上都盡心盡力、盡職盡責地忘我工作,把他的智慧和才能都傾注在他的工作上。
      解放初期,在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父親曾被當作地主關進寺廟(后被縣委糾正放出委以文工隊隊長之職),當時家里人真為他擔心。我不太清楚當時的情況,直到后來聽趙行修老師講:“周老先生在寺廟里跟我們關在一起的時候,他跟我們講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講什么叫‘剝削’和‘壓迫’,講階級斗爭,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講俄國的‘十月革命’,講中國的‘五四運動’,使我們懂得了許多道理,知道了農民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趙老師還經常說:“你們父親真是我的恩師、再生父親。”直到現在,我們都佩服他身處逆境竟能那樣坦然,對新中國充滿希望,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信心,始終向往光明與進步。
      很難想象,年過半百的父親當了文工隊隊長后竟身背行李道具,帶領一支宣傳隊翻山越嶺,淌水過河,走村進寨,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他們演唱《國際歌》、《國歌》、《東方紅》,演出《夫妻識字》、《兄妹開荒》等,他從寫劇本、當編導到登臺表演,無所不干,有次在一天一夜就趕寫出領導要求的劇本《打垮美國野心狼》。1951年11月,他調到縣農協創辦《翻身》報,同時參加土改工作領導小組;1952年調縣文教科,組織創建麗江電影院;1954年7月成為麗江縣新成立的文化館首任館長。文化館當時的主要工作還是協助配合縣委政府開展工作。曾根據需要,擴建黑龍潭、建設吉子水庫,同時也修復了被毀的得月樓。1956年,省文聯派專家專程考察東巴文化,父親陪同考察團到寶山、鳴音、大具、巨甸、塔城等地,回來后向縣委提交了報告,提出應系統整理和保護東巴文化及文物,只因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受限而未能順利開展。57歲的父親,在1959年的水利建設中表現突出,還被評為“勞動模范”。當時的生活條件那么艱苦,工作又那么繁忙,然而他干一行愛一行,行行出成果。
      1959年,在國慶十周年來臨之際,云南省委決定舉辦大型《國慶十周年獻禮作品展》,麗江縣委積極響應,徐振康書記親自擔任創作小組組長,使當時麗江選送的作品居全省第二位,父親、和在瑞、楊紹書、桑小之、舒自寬等人都得了獎。父親反映水利建設的《造福千秋》受到省委書記趙健民、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的贊賞,在各種會議上給予高度評價,并號召全省藝術工作者向他學習,深入到工、農、兵中去,創作出大量歌頌社會主義的作品。尤其是他反映紅軍長征途中勇渡金沙江的一幅《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山水畫更是得到省委的極大重視,這幅畫后來被放大成巨幅畫卷懸掛在首都人民大會堂云南廳的墻上,成為鎮廳之寶。
      父親在剛完成創作云南廳展品的任務后,迎來了麗江成立納西族自治縣的喜訊,他被當選為首任副縣長,分管文化教育工作,還繼續兼任文化館館長。
      父親在分管文化教育工作之后,對全縣多數中小學進行調研。他帶著行李到各地學校,親自到課堂聽課。為了不影響上課,只在晚上才與老師交流、指導,與師生同吃同住,甚至還參加校園勞動。這樣深入基層的調研視察活動,對分管教育的副縣長來說無疑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當時交通不便、生活條件極差的時期,對一位59歲的人而言是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由于父親把全身心都撲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上,除我上幼兒園時能經常看到他外,平時我幾乎見不到,直到他讓我跟著去白沙跟他臨摹壁畫時可以聽他使喚當義務工,我才有機會天天見到他。我在那里聽到白沙一位農民講:“有次連續下陰雨,我們幾個人在地里勞動,因濕了衣服就跑到琉璃殿拆了幾根舊木頭燒起大火,邊取暖邊烤衣服。突然,你爹帶著另外兩個人進來連吼帶叫:‘誰讓你們在這里燒火的!’平時我們知道你爹很平易近人,那天簡直把我們嚇著了。趕快一起滅了火。當他看到被火燒剩的木頭上有雕刻的文字和圖畫之后,氣得胡子直抖,眼淚都掉下來了。我們哪里知道這些破廟墻上的壁畫和爛木板有那么重要!后來,我才知道我們燒掉的是重要文物,見到你爹都不好意思呢。”我知道那位農民說的燒火的那天晚上,父親就連夜寫報告同時給縣委和省委,要求保護好珍貴的壁畫及文物。省委很快就派來專家臨摹這些壁畫,父親當然也陪同參加了臨摹工作。所以,對于這又一次的臨摹,我曾經問過父親:“以前你不是和省里來的專家一起臨摹過嗎?怎么這次又來搞同樣的工作?”他說:“你以后才會明白,我們麗江的白沙壁畫和東巴文物都是重要的歷史文物。上次臨摹的都送到北京、昆明去了。這次是為了本地也需要留下資料,同時還得培訓一批懂得專業保護知識的人才。而政府目前沒有經濟能力搞保護、辦培訓班等事。正好在放暑假時把美術老師也在實踐中提高一下技能。”聽了父親這番話,我才恍然大悟,他真了不起,他是為了保護本縣的文物古跡和珍貴的資料,培訓人才,為政府節約資金。這真是“一舉數得”的好辦法呀!
      他不僅帶領美術工作者臨摹壁畫,還組織文化館寫作人員并聘請幾位學者,委托張漢槎、張福田、和光具體負責,對麗江縣內歷代豐富而從未整理過的數萬冊藏書進行整理工作。與此同時,他對中小學師資培訓、學校建設也毫不放松,組織歌舞團下鄉收集民歌民謠,恢復麗江古樂演奏隊伍等。
      有知識、有遠見的徐振康書記針對東巴文物瀕臨絕滅的情況,曾與父親探討保護東巴文化之事,兩人都深知保護的重要性,但在當時這是冒政治風險之事。1957年“反右“時,趙銀棠就是因為翻譯發表東巴經而失去教師資格,并被送去勞改農場。面對這樣的政治風險,徐書記不顧個人安危,果斷表態:“政治上我負責,工作上周老掛帥!”有了這樣的好領導,父親干勁十足,年紀六旬的他還親自隨馬隊走村進寨,搜集到數萬卷東巴經及文物,聘來和芳等老東巴,從學校抽調來趙凈修、和積善、周耀華等人,在文化館內成立東巴文化研究室,父親以縣政府的名義發函去請方國瑜教授回鄉幫助指導,因當時方教授正在緬甸、滇印國界進行考察,于是他推薦并請來在京的周汝誠教授到麗江整理翻譯東巴經。此時正值我國三年自然災害,人民生活極其貧困,一些領導同志不了解這些工作的意義,會上反對,甚至是謾罵的都有,多虧這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堅持真理,堅定地支持了這項工作,才使我們納西族的東巴文化成為國際上著名的文化品牌。
      1962年初,“全國第四屆美術作品展”巡展到昆明,正值云南省文化代表大會在昆明召開,父親被當選為云南省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理事、云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同時成為全國美協會員、理事,并調入省文聯工作。徐書記親自進北京請回周汝誠來接替父親,搞東巴經的翻譯整理工作。
      1962年5月1日至3日,省委要求父親在昆明舉辦《周霖畫展》的300多件作品開始預展,由云南省委書記閻紅彥、省長趙健民親自審查后,有260件作品通過,5月4日正式展出。美協秘書長建議標價出售,以文養文,父親一生謹慎,有些顧慮,秘書長高德林請示省委后得到支持,父親還一再建議畫價不要標得太高,應讓廣大工農群眾買得起。誰料想畫展不到三天,多數展品都已貼上“已售”標簽,不少作品還被重訂,向父親預訂的單子寫滿了十來張信箋紙。
      在昆展出時,父親接到省委通知,要他陪同陳毅副總理、黃鎮副部長及幾位首長觀看他個人畫展,得到“畫得很好”、“內容和形式都好”的稱贊。在休息室,他們接見父親時,還讓他坐在陳副總理身邊,親切地問了生活情況、創作過程,并鼓勵他,給他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指示他要認定麗江地區作為文藝活動的基地,隨時回到麗江多畫納西族的新人新事新面貌,多畫玉龍山、金沙江的雄偉山川,努力為地方服務,要多畫邊疆……當時父親在家信中寫道:“……陳老總在百忙中為了看我的畫及接見我,竟付出了一個半鐘頭寶貴的時間……”;“黃鎮副部長請我吃晚餐,之前要同我合作一幅畫……這三四個鐘頭,我簡直激動得平靜不下來。聽說陳老總看畫回去后還幾次高興的夸獎我。”“我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驕傲,我要一切聽黨的話,更虛心、更努力的干下去。希望你們好好的做人,從各方面多多支持我。”
      1963年9月3日,父親乘省委閻書記的包機到北京參加個人畫展,并作為云南民族參觀團副團長參加國慶活動。這次周霖進京個人畫展是在中國美術館剛剛落成后的第一個個人畫展,是中國少數民族畫家中第一個進京辦個展的人,是云南人第一次進京舉辦個人畫展。9月12日內部預展時,陳毅副總理親自主持審查,黃鎮副部長、文化部、民委、美協的領導,云南的閻書記、郭超副省長都看了預展。陳毅副總理認真看后對大家介紹說:“周霖是個少數民族的好畫家,光明磊落,我在昆明一看就喜歡上了……”當他看到周霖的《鄉郵員》、《架澗槽》、《納西族勞動婦女組畫》、《活水長流》等表現水利建設及勞動人民的場面時又說:“好!才幾個月,就有這么多新作,十幾幅,速度好快哦……”9月13日,畫展正式開展,1萬多觀眾反映熱烈、贊聲不絕。中國美協專門組織在北京的畫家來觀看。
      在開幕后的第二天,陳毅副總理設宴款待父親,陳毅副總理早餐前茶話會上介紹:“周老是我請來的畫家,作陪的也是中國當今赫赫有名的藝術大師。郭老就不用說了,吳晗是大詩人,王昆侖是劇作家,趙補初是書法家、佛學家,謝冰心是作家,吳一舸是畫家。”當宴會結束后,陳毅副總理用雙手與父親握手,告別時說:“我后天要出國,以后在昆明再見,記住,要帶我去麗江的哦!”
      次日,郭沫若與夫人于立群由美協領導陪同來看畫展,郭老說:“了不起,了不起,難怪陳老如此的夸您,我不能叫您‘周老’啦,我得叫您‘周公’。”父親激動得不知道說什么好,連聲說“郭老過譽”。郭老邊看邊說:“詩也好,畫也好,題也題得好,真是詩、書、畫三絕!”“石鼓聲聞到鳳城,龍潭風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泉處,天外飛來有鶺鴒。”郭老在看了兩個多小時畫后,在休息廳一落座就題了這首詩送給父親,緊接著要讓夫人于立群書寫郭老題詞:“看了拉松毛,想到納西去,勞動在深山,心身在畫里。”于夫人寫好后,郭老在落款處題寫道:“周霖同志畫中有位納西婦女拉松毛一幅,有納西姐妹生活,感而賦此。”
      根據當時報道,這個展非常成功。因此,延期8天,共展出35天。父親在家信中也講述道:“前幾天政協還組織了在京的委員來參觀,我又會見了許多名人,如陳叔通、包爾漢、李德全、康克清、邵力子等。看后大家都給我鼓勵,常任俠委員還作詩送我,愛新覺羅•溥儀也來了……各報正在組織文章,《北京晚報》已發了三幅,三篇短文,據說還要登,還要我寫一篇散文。新聞制片廠也拍了我在頤和園作畫、陪政協委員們看畫、參加座談會等一些鏡頭。此外,《美術》、《民族團結》、《民族畫報》、新華社都在組織文章選稿件,美術出版社也在安排印畫冊載畫頁。……葉淺予(美協副主席、中央美院國畫系主任)先生請我到他家作客……這幾天,美協安排我每天訪問兩個老畫家,真是受益匪淺……葉淺予先生還請我去中央美院國畫系作報告,我大著膽子講了一個半鐘頭,又當場畫了一幅四尺宣,《人民日報》還派記者(徐啟雄)來聽……每天晚上都是和記者談材料,擺情況,我自己還得準備談話資料及寫文章,總之工作是相當忙。”
      父親說自己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是在國慶節,作為云南民族參觀團副團長的他,三次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領導:第一次是在1963年9月30日晚,被周總理邀請到人民大會堂赴“國宴”,當毛主席和國家領導人和大家見面時,“我竟爬上椅子看毛主席,有些外賓甚至爬上桌子看毛主席”。第二次是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前的觀禮臺上;第三次是十月五日在中南海。父親在信中寫道:“五日中午,約定新華社記者來訪……才談了十分鐘……立刻集合出發……,我一生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來了,車子開進中南海……毛主席及各位首長,緩步循圓場繞行,頻頻揮手,拍掌,笑著看我們,接著就和我們照相。”
      國慶觀禮活動結束后,中國美協安排父親到處參觀、訪問、游覽,讓他難以忘懷的是參觀東海艦隊,他為東海艦隊題了“威武之師”的字,又主動畫了一頭猛虎,題為“虎威”,落款均是“玉龍山下納西人周霖”。北京畫展結束后,按照陳毅副總理指示,將周霖畫拿到全國各大城市進行巡回展出,高德林秘書長在信中寫到場面如何壯觀,觀眾情緒怎樣高漲,以及大家都遺憾未見到本人等。父親從9月3日進京到11月10日才回到昆明,當天受到云南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郭超副省長、省文聯、省美協的領導到機場迎接,還有近千名中小學生揮動鮮花,歡迎隊伍的橫幅寫著“熱烈慶祝周霖北京畫展成功”、“歡迎周霖先生凱旋歸來”。父親被安排到各種場合演講,報告北京畫展盛況。幾天后,閻紅彥政委設專宴為父親接風。當時,很多民眾從“中央新聞記錄片”中看到,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聽到周霖畫展的情況,大家認為他為云南爭了光,歷代被世人看作是落后、野蠻、無教化的邊荒云南,如今在首都北京展現了風采。這不僅是云南的榮譽,更是我們納西族的驕傲。
      回麗江后,徐振康書記更加支持父親的工作,閻紅彥政委曾多次打電話表揚徐書記正確地執行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為黨為新中國培養出了優秀的知識分子。希望父親帶出一批文化人才來。閻政委還一再強調,要保證父親的創作時間,這是陳毅元帥的指示。中央正在積極為父親聯系到法國巴黎辦畫展的事,這是用文化打破美帝國主義對我國封鎖的大事,不得含糊。
      父親深感黨和政府的知遇之恩,身負祖國和人民的重托,決心大干苦干一場,為自己所創的新作進入法國巴黎展出而晝夜奮戰。他所準備的新作品有四個大的方面:山水類、花鳥類、云南各民族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人物類、麗江風情專題類。其中以他曾經參加過民間和科考登山隊親自攀爬過玉龍雪山的優越條件,他將歷年積攢的速寫稿作為資料,重新進行再創作。在當時,父親的意境和畫技功力已達到了高峰期,在學習傳統繪畫技藝的基礎上已經獨具一格,彌補了古人因交通不便未能接觸到高山巨壑、峽谷秀峰、連綿雪山的偉大氣魄題材,還把阻隔在邊遠山區的云南少數民族的火熱勞動場面融入新作,將鮮為人知的云南邊疆風光展現在畫中……
      那幾年,縣委見父親任務繁重,欲派一工作人員協助他,但被他謝絕了。他不愿使喚別人,讓我跟隨父親做點雜事:研墨、打水、燒炭火、裁紙、整理等。當時徐書記讓我作為正式人員調入,父親說:“不能特殊,自己的兒子只能無償使用。”我真心疼父親是那樣拼命地創作,有時為構思一幅畫,連煙頭燒到手指都不知道,等到燒疼了才丟掉煙頭。我真佩服他不僅有智慧有頭腦,而且是勤奮的典范。他每次登玉龍雪山都會留下許多速寫小本子。這些素材有的在文革中被毀,有的被書畫愛好者珍藏。我相信,父親大量的素材對麗江一代又一代愛好書畫的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論臨摹父親畫的,還是在父親的基礎上成才的,都是麗江的榮譽。
      積勞成疾,最終年逾七旬的父親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在75歲時離開了人間。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33年了,然而他熱愛祖國、熱愛黨、熱愛家鄉,為人處事謙虛謹慎、光明磊落的一生和崇高的思想品德永遠激勵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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