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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藏貿易與“恒德和”商號

來源:王德炯時間:2019-11-26 11:22:02

(一)
 
      古道商海,變幻莫測。1921年,一直在滇藏貿易中興盛了很長時間的麗江大研古城“德廣通”商號,終以經營不善而宣告倒閉。作為商號掌門人的周尚德,也遂以當頭一棒陷入僵局。痛定思痛,他在一些商號同仁、家族父老的鼎力支持下,又重整旗鼓,拾回信心,選擇了一條艱難的北上重振之路——在中甸藏區(今香格里拉縣)再拾殘局、重頭再來。幾經臥薪嘗膽、韜光養晦,四、五年之后建立起了一個“恒德和”商號——該商號重商譽、講誠信,業務很快拓展至其它藏區。1926年,該掌門人周尚德積勞成疾、臥床不起。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傳子侄五人到中甸,在病床上叮囑道:“德廣通雖倒,但信譽猶存,現又有了恒德和的東山再起,我把恒德和交給你們打理,一定也要以信義為首,勤儉為本,同心協力發展恒德和商號。”按照尚德生前遺訓,老五周瑛主持麗江家務,總管全盤,老二周琛、老六周璋經營中甸商號,老大獻奇掌管拉薩商號。經過幾年摸爬滾打、臥薪嘗膽,加上兄弟齊心合力,進一步發展了“恒德和”商號,并使其與賴家“仁和昌”等一起被稱之為“麗江六大資本家之一”。

      以老六周璋(1893—1960 )接手后的中甸商號為例——那是1930年,正值他而立之后的青春年華,憑著自己的勤敏好學,處事果斷,終令商號大振,財源日茂;他眼光獨具,樂善好施。局面剛有好轉,就出錢做了許多公益事業,尤其是一些濟貧救急、樂善積德之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甸多次遭匪徒搶劫,百姓叫苦不迭。他與麗江當家總管其五哥周瑛聯系,向麗江和中甸各商家募捐,籌集到一大筆善款,并動用了部分自家的資金,由其五哥周瑛親自到中甸救濟。對此,中甸百姓感激之至。他和五哥周瑛一道,出資在中甸城內打了一口井,井旁立有碑記;還出資對村鎮道路和喇嘛寺行道,進行了修整改造。他與五哥一道,為藏民與麗江通商及其子弟到麗江求學給予諸多方便,在麗江設置了專門住房和落腳點,還按不同需求分為頭人、馬腳子住房、賬房、牲口養歇處等,對來往的商旅客人,接待周到。在藏區,他尊重當地民族習俗、宗教信仰,特別重視在藏區有極高威望的喇嘛教歸化寺最大活佛松謀、以及其它寺的活佛,結成相當友好的關系。還讓在麗江的子侄們,多拜上層人物為干爹,現周家六、七十歲的人,大多有一個藏名,如七林佩初、次里拉姆等,他的獨子周廷偉(排五位同胞姐妹之后)有一藏名為“丹珍七林”,亦為藏區頭人所賜——據他講,當時西藏的攝政熱振呼圖克圖(其于1934年至1940年任西藏攝政)與周氏極熟,曾與西藏最著名的商號“三多昌”主人尼梅(其妻是熱振的同胞妹妹)去四川見蔣介石,周廷偉之叔伯四哥周廷仕應熱振之邀擔任譯員。熱振活佛在此行中先來麗江,住在周家,由周廷偉之五伯父周瑛及父親周璋接待了他。當時在麗江的“恒德和”周氏家人把庭院特地裝飾一新,在床上鋪了金絲絨供這位攝政下榻。

      在商貿往來上,由于周氏極高的信譽,運到中甸來的山貨,多半先交給“恒德和”號,經其評定來貨的質與價后,方與他人成交。對緊俏好銷的山貨也不獨占,公平地分與各家商戶,讓大家都賺點錢(一些大商號不在此例),中甸許多中小商人因此十分稱道周璋的為人。1944年冬,川錢貶值,說假錢多,銀水不足,市場拒用,縣長李崇善委托周璋檢驗川錢,核定銀水,用鐵印章在錢上打碼,按八成、七成、六成等流通,藏民憑碼使用,皆大歡喜;周璋還動員了部分麗江做皮革業的手工業者到中甸,促進了中甸皮革手工業的發展。

      中甸地處滇川藏大三角“茶馬古道”要沖,地理環境復雜,各種社會勢力也很復雜,土匪橫行;地方勢力隨時排擠客戶,而周璋以德行和信譽,在中甸長期立足了下來。周璋在中甸長期擔任該縣商會會長。1945年后,周璋到木里、康定一帶經商,會長一職由其七弟周璉擔任,故藏民對周家往往以“欲達”、“迪慶次科貝姆拉”尊稱之。周璋在中甸任職期間,民間有“難事先找周家,官事也先找周家”之說;他曾經協調解決過一些上層人物之間的矛盾和糾紛。中甸的官員,每碰到疑難的案件,往往請他出面調停。坦英(藏語“縣長”)、達達(藏語“千總”)到堂后,常請他旁坐;地方上各種大事也常征求他的意見,新任官員必先拜他;人們當時見深夜提著馬燈的官員到周家登門議事。他以經商為業,又巧妙周旋于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各種政治勢力,又以行家里手的經商才干、為人處世的干練豁達,以及樂善好施與遠見卓識,被公認為商界首席,并被連續推舉為商會會長。

      在解放中甸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42師師長廖運周曾多次到他家拜訪,了解藏族民情。其在中甸的七弟周璉,曾隨廖運周師長等向汪學鼎做勸降工作,為解放中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由林超民主編的云南大學民族史研究生論文《新浪集》中提及“革命隊伍中的紅色商人”時,提到“李烈三、李達三、賴敬恒、賴敬庵、王少萱、趙紫垣”等時,也提到“恒德和號周石奇(周瑛)捐資2千元支持紅色政權建立”一事,無獨有偶,1952年土改時,周璋也主動上繳了黃金30兩,政府以開明人士對待他——幾度春秋,幾度風雨,恒德和周氏家庭在麗江、迪慶等地的幾位掌門人,在“悠悠馱鈴、漫漫古道”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自己彌足珍貴的一頁,也給家族后代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二)

      恒德和號周氏為麗江大研古城世家,其商號“總部”一直都在大研古城忠義村——這是一條清幽別致的街巷,一個歷史上多以農副產品加工、種菜為業的村子。它北起忠義坊,南至現在的環城南路。其巷內有建于清代的三元宮,與光碧巷相鄰的一段地處原木氏土司府衙南門外,因而其巷在納西語中稱“蒙孔”,意為“南門”。忠義坊往南直通現在的忠義農貿市場,往西南直達現在的環城南路,其中有多條小巷也可抵達現在的環城南路。它與最北端的玉龍雪山遙遙相對,它身旁有玉水河在日夜淺吟低唱。周璋的獨兒子周廷偉,也在此守望了幾十年自己的精神家園。說道茶馬古道,說到恒德和號周氏,他總會有說不完的話題——據他講,自己也是“家鄉寶”。他出生在其父周璋當商會會長時的中甸藏區,幼童時的天真浪漫是在中甸老街“倉房街”度過的。隨后將他“左馱貨,右馱人”,與趕馬哥為伍,從馬背上馱回到了玉龍雪山下。從此,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自己腳下的這片熱土。直到現在,他會為自己先后有一位任德欽藏區商會會長的爺爺(周尚德,周璋之父),又有二位先后任中甸商會會長的父親和叔叔,還有一位任麗江商會會長的伯父,而深感引以為榮。據他講,他一回到家鄉,迎接他的是恒德和“總部”的一個大家庭——一個一直以“六十多人一鍋飯”延續到解放初期的周氏大家庭。他還依稀記得,在一大串“頭騾已進麗江城,尾騾還在黃山哨”的馱鈴悠揚中,納西趕馬哥從拉薩、印度、尼泊爾馱回來的五花八門的藏貨、洋貨、皮毛、絲綢、各種名貴中藥材、土特產品,還有他最喜愛的延壽果;在他家宅院里,常有與他一樣的一群頑童,在下馱子的馬幫中穿來穿去抓迷藏,并時常有一兩個大些的孩子“要”來好吃的讓他們分享;他們一面聽著大人們點貨時“今、冷、松、日”(藏語1、2、3、4)的吆喝,一面在打開馬馱后的山茅草、竹席堆中“翻江倒海”,收獲少許紅糖、延壽果“遺物”,他搶過來,你搶過去,情趣自在打鬧之中。他也以作為茶馬古道重鎮的麗江大研古城為榮——一個不到3.8平方公里的邊陲彈丸之地,最盛時竟聚集了1200多戶大小商號;馬幫每天出入古城,古城每天都如同熱鬧的節日大超市。

(三)

      恒德和周氏來自何方?“六十多人一鍋飯”的大家庭又是怎么回事?據《周氏家譜》稱:麗江大研鎮周氏始祖諱平,“自洪武年間來自江南入滇(原籍蘇州常熟縣柳營村人,現為江蘇省常熟市),創業于鶴慶、積德累仁,裕后世無疆之福,人文蔚起,皆此公賜也”。“至九世祖諱宗耀上麗郡而居焉,迄今十幾代”云云。周啟高祖周平之十四代重孫,引為本源直系,由曾祖父輩3人,到父輩兄弟七人(周廷偉之父輩):老大周珍(周獻奇)、老二周琛(周卓奇)、老三周璠(周蘊奇)、老四周瑞(周兆奇)、老五周瑛(周石奇)、老六周璋(周秉奇)、老七周璉(周汝奇),父輩堂胞姐妹五人,至晚輩(與周廷偉同輩)堂胞姐妹18人,堂胞兄弟11人,加上侄輩若個人。恒德和周氏幾代同堂一個門,六十多人一鍋飯,一直沿至1949年。麗江解放初各立門戶的堂胞兄弟姐妹(與周廷偉同輩)以一人一家而異,也有29個家庭。

      恒德和周氏大家庭在老五周瑛(周石奇,周廷偉之五伯父)的主持下,在老六周璋(周秉奇,周廷偉之父)、老七周璉(周汝奇,周廷偉之七叔)等眾兄弟的輔佐下,始終堅持傳承和弘揚了“濂溪世澤”的家德、家風淵源。那么周氏家庭何以“濂溪世澤”稱著?原來,坐落于大研鎮忠義村的周氏大家庭宅院,入了大門便有“濂溪世澤”4個大字,醒目于壁。又過二大門入內,其門上有家對曰:“濂溪世澤多生意,南國彤云燦筆花”。說明了周氏家庭風范與傳統倫理道德合一熏陶下,出現過的“大理學家”、“新爺”、“貢爺”稱謂的文人學士名流,對故鄉的眷念常以“濂溪”為首,以“多”和“燦”的精神財富為榮——“濂溪”一詞乃《愛蓮說》作者周敦頤之稱,其原系湖南省道縣人,字茂叔,宋代理學家,因他世居道縣濂溪,后居廬山蓮花峰下“濂溪”,人們稱其為濂溪先生。同為周氏,又有《愛蓮說》中“……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蓮,花之君子者也”的千古絕唱,將此引伸為“世澤”之周氏家德、家風的一種圖騰、崇拜之信念,也可謂其獨具巨心。以“濂溪世澤”聯系到周氏的守家立業這一塊,亦可發現它是從門第人格化了的“賢、能、德”作東,不搞論資排輩,以大小取位當權人。周氏大家庭的當家人,一般均不以“家長”自居,而是允許上下輩同堂共議,但決策拍板又非當家人莫屬。當家人不獨斷專行,其下設有管賬人、管錢人、庫房保管人、接人待物的跑堂人等等;另請用精明強干的小伙計若干人,負責內外雜活等。由以上人員組成的管理體系,統一接受當家人的組織與指揮,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同輩相處,溫廉恭讓,上輩愛護下輩,下輩尊重上輩,默契配合極佳。周氏的家庭管理也頗具特色:主要經濟來源為經商務農,各戶也留了大集體外的小自由,如釀酒、做醋、磨小粉等作坊,或是小生意,僅限于“婦女活”收入而已,而大家庭男子漢和所有工作人員,無論何種方式的收入,包括糧食、物資,必須經過賬房處理,存入號房,由當家人按家規對生活、衣物、讀書、對外往來、其它費用和逢年過節、醫藥、紅白二事等等的規定支付外,統統納入商號做生意的本錢。

      值得一提的是,周氏晚輩(與周廷偉同輩)中的十八位堂胞姐妹,大部分人都在周氏大家庭“六十多人一鍋飯”的歷史歲月中,均以納西女性特有的勤勞、聰慧、能干等特點,扮演過“賢內助”、“內當家”的不俗角色;即使在后來打散了“大鍋飯”之后的漫長歲月中,家庭中一有紅、白二事之類的宴聚,不論三、五十桌,還是百余桌的“八大碗”、“八盤四碗”,甚至是納西傳統的名宴“三疊水”等,她們都能提得起、放得下,打理得井井有條、色味香俱佳;不論姐妹合作,或獨擋一面,均與“廚藝大師”的水準幾乎毫無遜色;對此,周氏后裔們至今都無一另外地贊賞有加。周氏在生活的支用以及具體操作上,實行“廚內輪值制”(大概為一個月一輪值);這種輪值人首當其沖為各小家庭中的婦女。這種輪值人,不但要遵守油、鹽、柴、米一日之規定用量,還要對超支、超用部份后果負責(動用自家“小金庫”),因為號房與庫房不會為之開“綠燈”。有學者說,這種幾代同堂一鍋飯的情況,恐怕在麗江乃至整個滇西北也并不多見。如列成算式,每日三餐乘六十人,按戶均當值1個月即為180餐乘30天的操持,又談何容易!各家主婦每年都會輪上1—2次的“廚值”。輪值前,她們都得有所準備,因為誰都想露一手,誰都想爭著做求個“刮目相看”的好名聲,因而常用飯菜過了“領取界”,誰都舍得動用自家的“小金庫”。

      大家庭的一日三餐,早點只吃一個包谷粑粑或麥面粑粑,加一點辣醬。吃法不一,有的火塘邊打酥油茶,有的吃菜、喝湯;午餐、晚餐,則論資排輩,分老幼婦孺,依次入席。開飯時不得打鬧、喧嘩。就餐一般以八人一桌,幾乎形成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固定座位,缺席者可請人抵上,但不允許由下輩人入上輩人座位。每天的晚餐是四菜一湯,午餐一般都有酥油茶。逢年過節,另當別論。

      其它生活開支也有約定俗成的規律,如有病定點找中醫呂泉源、西醫楊吉仁醫生,藥費定向與之掛鉤,統一由號房支付結算。別處醫生也可自由去看,但藥費各自料理。各戶紅、白事由大家庭料理,但超出部分由各戶自行負擔。每逢開學,對各家孩子們分發給小學、高小、初中不同層次的學費、作業本,也有一些相應規定:如棉紙作業本若干,3—5元學費,1—2支毛筆,有時發一套新衣褲等,其它開支又由各戶自理。一個六十多人的生老病死、飲食起居均有起碼保障的“大家庭”,靠其家規家風的制約與激勵,靠良好的管理秩序與嚴謹的家教系統,被這樣持續了下來。

      周氏家庭對讀書教育的重視,也與“天雨流芳”(讀書去吧)的民族傳統一脈相承。家庭有賞罰分明的家規,做到幾乎無人不信之,不固守之,不發揚光大之,得益于對小輩們的家教得法。除了送學堂讀書,每晚尚有家庭教師分級輔導上課。當時誰家的孩子打鬧、頑皮,不完成作業或不聽老師講課,是要受到不同方式體罰的。該村趙、楊二先生的嚴謹教育在迄今晚輩人中都留下了很深的記憶。當時還規定凡進入學堂者,每天起早務必要描紅完一篇毛筆者,方可用早餐,方可去學堂。這種傳統美德與門規風尚為一體的家庭教育得到當時府衙賜懸的“孝有家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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