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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六代人與麗江的教育文化藝術

來源:朱桂興時間:2019-11-26 11:55:48

      生在古城長在古城的我,從小就聽著我的五大媽周玉仙(周霖的三姑媽)講述周家的事長大,但沒想到后來我會嫁到周家,更想不到在我退休兩年后又去翻閱歷史資料、走訪文化名人,整理起有關周家的資料。 

      數月的閱讀史料和走訪,得到許多知情者的幫助。如德高望重的李世宗老先生除了他原先已寫過的情況外,還給我講述了此地的老人們所講述的有關周冠南先生的一些事;傅于堯先生的文字記載以及他的口頭講述;尹鐘和老師、賴元溪老師等收集整理的有關周家的書籍;和品正老師、李群育老師、木基元老師等的有關著作;還聯系到怒江州蘭坪縣的和育老師,曾委托調去楚雄市政協的待玉香同志等尋找的資料。在此一并致謝!

      在閱讀和走訪的過程中,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慨,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

      周氏家族的淵源也是與麗江眾多家族一樣是從外省來的。周氏家族于明朝洪武年間(1368—1398)年從江南蘇州常熟縣柳營村行醫入滇,先居于鶴慶縣鼓樓街。明朝嘉靖年間約1526年九世祖周宗耀時,受麗江土知府木公之請入麗,居大研鎮街尾。而有史記載為“終身設館課徒”的私塾先生周維新(際昌)是在1815—1885年間,現存有其著作《愛蓮堂詩稿》一書在圖書館。就從此代算起,周氏家族開始承先后的接力棒式地從事著教育事業,至今連續六代。在麗江、省乃至全國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有周暐(南屏、蘭坪)、周冠南(殿卿、鑒心)、周霖(慰蒼)這三代人,其中有周暐、周冠南為“父子舉人”獲省政府“梓里模范”匾,有周霖、周凡同胞兄弟的“玉龍雙璧”、“納西俊才”。他們在近代納西族的歷史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培養出“父子舉人”的周維新(際昌)在四十歲時遇上麗江“亂世十八年”的戰亂,曾帶上剛十歲的周暐與家人一路逃避,沿金沙江一帶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然而周維新“不僅本人誦讀不輟,對尚在童年的兒子課讀尤嚴”。反映周氏當時業儒從教的真實情景的詩有:周維新的“聽有千聲炮,看惟一卷書,飄零身不定,天意欲如何。”周暐的《江漁詩抄》中追憶詩:“入林采薇食,上山抱火眠,詩書難學習,東西屢播遷”、“皓身難忘庭訓切,授課林下月三更。”等等,周氏父子留下來的許多詩句都真實地再現了當時戰火紛飛、居無定所、擔驚受怕的環境下,周氏把教書和讀書當作第一需要。有一戶農家附近有塊大石頭,周氏經常在那里課徒,后來人們都稱這塊大石頭為“周家石頭”。

      周暐就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不僅鍛煉了堅強的意志力,而且掌握了更多的詩書及各種知識。戰亂結束后在石鼓定居時,靠開荒種地求生存。白手起家,全家人動手建住房,直到四十歲才去考舉人中舉。四年后,待他進京考進士時又遇庚子兵燹而停考。受華僑朋友的邀請,跋山涉水,遠渡重洋到南洋新加坡等地,一面做家教謀生,一面游歷考察學習國外振興實業的經驗。近半個世紀的親眼所見,使他對中國的封建制度產生了懷疑。憂國憂民的他為了尋求真理,探索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在他四十多歲時與一幫年輕的早期進步人士李根源等到日本游學。

      到國內國外游歷的這四年使周暐增長了許多見識和學問。

      回國后,他不論在昆明五華書院當倫理科主講,還是在彌勒縣當教諭(教育局長)、在大理白云書院主講,還是回麗江當首任學務總董(教育局長),都是在做云南這個邊疆省在廢除科舉制度后開辦新學的開拓者。他宣講維新思想,宣講新學理念,推廣新政制度。由于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要想一夜間將私塾變為學堂,將教八股文變成教新學,舊勢力的阻擋和頑固分子的反對,加之當時麗江交通不便,消息閉塞,作為首任教育局長的工作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這樣的條件下,周暐還是作出了顯著的成績:創建初等農業學堂、蠶林傳習所、女子學堂、興辦石鼓小學、興文小學、試辦麗江縣高等小學堂等,絲毫不落后于先進地區。他在“雪山書院”當山長時也是大力推行新學,在“雪山書院”內設立官辦的高等小學堂。后獨立出來成為縣高等小學堂。鑒于周暐對教育公益事業等各方面的貢獻,云南省督軍兼省長唐繼堯曾贈予《梓里模范》匾額,以表彰周暐的功績。

      作為先祖的后人,時時被他們的思想境界和頑強精神所感動和震撼。周暐從昆明歸鄉途中受大理西云書院挽留講學兩年期間,為某鎮臺敦延課子時,遇鎮臺客死于官,身后蕭條。面對這種情況,也可以不管,或送一筆錢也可,但他“竟慨然用自己歷積修金,為之操辦柩孤返籍諸后事,榆人義之,而他就馱了數十年苦心收集的幾馱珍善,回到石鼓。”這種慷慨解囊扶助孤寡的思想境界是何等的高尚!

      到麗江后繼續以開拓邊疆教育、教化邊民,提高國民素質,“鑄造國民資格”為職志,以喚起民眾愛國求國的夙愿,達到“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之目的。以致后來他在麗江古城任首任學務總董前后的一切努力和所做所為都可以看出留過洋,見識過多地多國情況的周暐千方百計把外國外地的先進東西引入麗江這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力圖喚醒千百萬民眾愛國自強的民族精神。

      同樣,因周暐見多識廣,胸有大志,有勇有謀,而敢于讓當時獨生兒子周冠南(清末第六名舉人)去參加民國政府選送日本留學的考試。周冠南也不負眾望,以優異的德才和成績考取政府首批赴日公費留學的行列。恰逢孫中山在日本創建的中國同盟會,愛國憂民的周冠南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加入了同盟會,成為革命活動的積極分子。在刻苦攻讀教育學專科的同時,背負家鄉父老的厚望,節衣縮食為家鄉的教育購買最新的教材寄回麗江;請父親籌款,經歷千辛萬苦買回先進的教學設備(儀器和博物圖冊等),至今還存在麗江市一中內(原麗江中學堂);與進步人士周鐘岳一起編寫了一部《師范叢編》,系統地介紹和探討了新教育的理論和辦法,成為云南近代史上第一部關于教育、教學的專門著作,周冠南在留日期間還有專門研究云南水利的專著存世。不論是“教育求國”,還是“實業救國”,周冠南都時時刻刻將強國救民作為行動指南。

      還在清末和民國初期,我們的祖先就已經親歷國外,把先進的理念、進步思想和各種科學知識帶回麗江古城,能夠使邊遠的麗江與國際接軌,難怪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在參觀麗江市一中時,當見到1905年時日本的教學設備時大吃一驚了。作為今天,有國外先進設備在麗江不是什么稀罕事,納西人出國留學更是多得不稀奇了。然而在100多年前,麗江古城的學生就能接受世界上最先進的教育卻是難能可貴的!

      一個立志為祖國為家鄉的教育和發展貢獻一生的優秀學子,遠在日本緊張地學習著的他還關心家鄉推進新學的進程,在他從日本寫回的家書中,首先關心的是麗中小學堂,然后擔心任教育局長的父親在種種阻力下,過度勞累,提到石鼓小學、中學堂等學校之事,提到教科書等等,整封信充滿了對家鄉教育的極度關心。李世宗先生從外地來人那里看到此信后寫道:“……這封字里行間洋溢著一個在異國的舉人,無限熱愛和關心家鄉的前途和教育事業,為培養人才,促進家鄉的進步發展,到處奔走呼號,為之奮斗的奉獻精神的信,使我非常感動和欽佩。因此,經過一些周折,還是逐字逐句地把它抄回來了。現在,這封四處飄泊、命途多舛的寶貴的家信有機會跟家鄉人見面了。我想,這對關心家鄉前途和文化教育事業的同志,將會起到極大的砥勵和鼓舞作用,并進一步增強為科教興國事業獻身的信心和決心。”(摘自李世宗先生校注《歷代麗江文選》)。周冠南先生還從日本購買回一套博物標本,讓邊遠的麗江學子能夠見識到先進的教材,而這其中的艱辛也可想而知。

      回國后,周冠南在昆明擔任省立第一師范教員。好友周鐘岳在當了副省長之后曾勸周冠南走仕途,而接觸過新思想、擁有新觀念的具有強烈愛國意識和犧牲精神的周冠南一心想從事家鄉的教育。1913年省學政司任命周冠南為第六師范校長,次年又兼任麗江、鶴慶、劍川、維西、蘭坪、中甸等六屬聯合中學校長,1918年又任省立第三中學校長,曾一度兼任麗江勸學所(教育局長)。以啟開邊地文明為職志的周冠南不僅把先進的教學理念、教學方法運用在實際教學中,而且根據麗江的實際,科學、適用地創造出許多適合麗江少數民族學習的學習方法。作為早期的同盟會會員,憂國憂民之心常常煥發出忘我的實干精神和犧牲精神,就連全家老少都動手建蓋住房時,他都一心想著學校的事,整天去辦學校一事,根本沒時間幫家里一點忙。他那嚴謹清正、辦學有方、和藹可親,言行舉止都是言傳身教的示范,使受教育者心悅誠服而受到師生和社會各界的敬重。

      他在麗江市一中設計的“是亭”含意是:做人做學問都要實事求是。

      1922年曾出任雙柏縣知事(縣長);1925年又到鳳儀縣任職2年。在兩地兩任縣長期間做了許多得民心之事,傳世較廣的有詩《放鵲行》,表現了周冠南珍惜禽鳥,體恤民情,廢除苛例的一個側面。而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在任縣長期間,居然無資金供兒子周霖上大學。

      年已52歲的周冠南回到家鄉后,不計地位,承擔了試辦麗江縣中心完小的任務,并獲得了顯著成績。美名飛揚的周冠南在年老體弱之時,不顧家人百般阻攔,毅然接受了蘭坪縣的誠摯邀請,遠赴該縣籌創第一所師范學校,竭盡全力嘔心瀝血,病倒蘭坪,在接回麗江家鄉的路上去世,享年58歲。周冠南的一生就是為教育而生,又為教育而死。以啟開邊地文明為職志的周冠南牢記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的理念,曾在“《麗江白話報》發表過《礦物學課外余談》和《勸注重工商業》等,宣傳近代自然科學,鼓吹開發本地資源和實業救國。”(摘自《麗江文史資料》中和志武老師的《近代納西族的歷史發展》)

      由于周冠南先生一心為國為民,一直為家鄉人民所擁戴。在他去世時,自發自愿而來的鄉民和學生送葬隊伍長達數公里。我婆婆和我的五大媽都曾告訴我,她們從小生長在麗江古城,但從未見過那么多人送葬的。

      周霖之母楊彥開是麗江古城有“孝廉方正”之譽的教育世家之女,是知書達理、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常做善事的賢惠女兒。在這樣良好的家庭氛圍中,本身就天資聰慧的周霖,從小就受到嚴格而科學的家教庭訓,從小就熟讀經、史、書、子、集、詩、詞,常習“二王”書法,酷愛繪畫并常臨摹名畫,十幾歲時就有求畫者絡繹不絕。而正常的學習功課對他來說是十分輕松,初中畢業時是全年級各門功課第一而免考入高中,高中三年又是年年都是全年級第一。一心想考香港大學的周霖在昆明外國人學校中補習英語期間又是出類拔萃,英語和音樂雙豐收。然而由于家庭經濟困難,作為長子的周霖只得一邊謀生、一邊復習,考入劉海粟上海美術專業學校學習幾年后又去謀生。從上海經蘇、杭二州拜名畫家、瀏覽美景并寫生,但因戰事混亂,到北京想讀名校而家中不僅無資金供他,還讓他承擔長子的責任,他只好又邊謀職邊尋找繪畫高人,到廣州、香港等地,歷經三年才從越南河口輾轉到昆明。在昆任教期間與當時他的學生聶守信(聶耳)結下深情,成為亦師亦友,常在一起的知心朋友。聶很尊敬周老師,畢業前去向都來征求周老師的意見,到上海后每作完一新曲都來信征求周老師的意見。有時為一新曲兩人來往信件十多封。在昆明的幾年,周霖曾被“九九通訊社”招去任編輯組長為文章潤色,任美術編輯并負責副刊工作,工作出色。后又交給他“九九音樂會”的工作,同樣取得很好效果,獲得好評;與人創辦云南第一家電影院,畫電影海報;自辦“百合廣告社”,設計商標廣告;參與云南民眾教育院辦《新民畫報》和《民公報》,與人組織“金碧社”交流切磋詩、書、畫,組織“谷楓畫會”開展美術創作、交流、展覽等活動。迫于生計的努力和追求藝術的動力使周霖熟悉了各種繪畫及制作的技能,可滿足任何場合的要求。由于他出色的設計才能和精美的裝飾吸引了昆明眾多商家,名聲大振,親自求他寫、畫、制作的大老板絡繹不絕,最后只好逃到清靜地方自己又去充電學習更深的東西,去研究他鐘愛的詩書畫,在昆明的畫展中,周霖畫獲第一名。有次畫展后,《云南日報》還專門發表評論。稱贊周霖畫,而當時,全國的名人名家都因戰亂云集昆明,西南聯大中的北大清華等各路各家也都在昆明。可見周霖年輕時就小有名氣。

      我的五大媽常常跟我講:“周家幾代人都是書香世家,出過父子舉人,而父子舉人的子孫周霖也是很聰明、很勤奮的。重要的一點是他家的家教是很嚴的,從小就在培養高尚的情操。孝敬父母、老人,尊重他人。平時走路都只走邊上,中間讓別人走。”當時我還說:“中間鋪著石頭多干凈,邊上有泥我不想走。”我的五大媽又說:“鞋子臟了可以洗,心臟了就沒法洗了。不讓老人、小孩的人是沒有規矩的人了。”因為小時候我都是跟五大媽睡一張床,睡前她都要給我講故事,講“二十四孝”、講詩歌、經書等等。但講得最多的是周家對她怎么好,對別人家怎么好。我的五大媽感到最可惜的是周霖因家庭的拖累,本來學習成績拔尖而沒錢上名校;本來在昆明發展得很好,因父親病重致死而不得不在家支撐家庭經濟并當家長。

      現在,當我翻開一本又一本書籍,看到周霖老公公的聰明才智,才華橫溢的事跡時,我內心也深有其感,五大媽以前對我說時的那副神態經常又出現在我面前,但是以前我還沒能理解這些話。

      周霖回到麗江,自然是多了一位見多識廣、技藝超群的文化人。當時的麗江中學和志武校長請周霖修改“八大教室”圖紙中大家意見較大的窗、走廊、樓梯等部分只花了三天的課余時間,周霖先生就拿出了既有中國傳統藝術風格,又具擋風采光功能、中西合璧新型構式的圖紙,受到廣泛贊賞。大樓建成后的慶祝會場內,周先生繪制的兩副長12米、高5.5米的巨幅風景畫大開了麗江人民的眼界。由于校園設計的成功,和校長請周先生為他設計在古城的新居,落成后,又再次轟動古城,這些圖像在古城四處流傳,許多名商富戶爭著求周先生為他們的豪宅大院策劃設計。能請周霖畫一副六合門的人都感到很榮幸。由于自己忙不過來,周霖把麗江新一代美術愛好者組織在一起,讓他們閱讀、觀看自己從昆明、蘇、杭等地買來的所有藏書、畫冊,使大家開闊眼界,從而激發創新熱情和開闊思路,使這群青壯派畫家成了古城建筑實用藝術的攻堅力量。

      至今,原民眾教育館館長和紹希家后人還珍藏有一副六合門上是周霖所畫。既有明清風格、蘇杭園林之勢,又有麗江特色。當時他們既當畫家,又當雕刻指導員,為麗江古城民居的藝術設計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多才多藝的周霖不僅辦事認真,且待人誠懇謙虛,無論是德高年豐的老畫家,還是年少氣壯的新畫家,都樂于和他交往,無形中他充當了承先啟后的核心人物。難怪麗江有名的老畫家張文湛(張麗川)在落氣前讓兒子把“筆洗”和“印章”(閑章)傳給周霖,因這“筆洗”和“印章”傳說是明朝時,納西族土司木增重金聘來江南名畫家馬有仙,繪制麗江壁畫,這是他們心愛之物,在他離時贈給作為助手的納西族最優秀的畫家,這位畫家又傳給后輩畫家中出類拔萃者,如此代代相傳下來的。

      我還聽五大媽說過:以前有個叫楊茂實的到麗江任專員,他曾向周霖要一幅畫,并數次催促,而周霖一直未給,數年后,楊專員離任,在回去的路程上收到周霖派一學生送來一幅畫,楊當時既激動又敬佩周霖的人格和品質。

      關于周霖不喜歡攀附權貴的事,我的婆婆也曾講過很多。她說:“有些官員群眾口碑不好,來跟你公公要畫,他硬不給。而有些炊事員、鄰居等一些較好的人他都舍得給。”我婆婆覺得最難堪的一次就是當周霖聽到有幾個權貴者想砍掉獅子山的古柏做壽木時,馬上動員學生舉著火把到習自誠家去逼著習專員快去制止,如不能制止就要燒掉專員府。要知道當時的習專員府就是周霖的親姐夫家。我婆婆當時急得團團轉。她說:“他這樣做,我以后怎么又去見姑爹姑媽呀!”接著她又說:“你公公就是這么一個人,他認定對的事不管得罪哪個人都這樣搞么。”

      我婆婆還說過:以前你公公會照像,這間房子里面掛個窗簾就可以洗相,我說:“那么早就開相館,應該很找錢了吧?”我婆婆說:“找什么錢喲!都是給學生照畢業相,只收半價,洗相只收本價,用來買藥水、相紙等,只是方便學生和照顧家庭困難的學生而已。”

      1937年,日本侵略我國領土,北京、天津、上海相繼淪陷,國難當頭,周霖與范義田跑到教育局和志鈞、和志堅處聽收音機,分析局勢,回來在學校組織演說,指出非抗日不足以爭生存,激發師生們的愛國熱情。周霖組織了書畫愛好者寫大量的標語貼到校內外,周霖常說:“我們都應當行動起來,做一點有利于抗戰的事。”親自繪制大型的抗日宣傳畫,舉辦“抗日賑災畫展”、“為抗日將士募集寒衣畫展”等,還向校方提議成立抗日宣傳小分隊,在校務會中同意并決定由周霖擔任輔導員,組織編寫排練了許多快板、表演、演唱、小品等到廟會、騾馬會等各種群眾集會中去宣傳,還動員“雪社”的文化人加入抗日小分隊進行各種形式的宣傳。

      我的五大媽曾告訴過我,周家幾代人對麗江古城的教育貢獻很大,幾代人都為籌建學校、試辦學校而努力。小時候我只知道學校都是公家辦的,怎么會有私人來辦學呢?錢從哪來?為什么要那樣自找苦吃呢?后來,我才慢慢聽說了這些事,錢是當時麗江幾大富商爭先恐后捐出的。但辦學出力是周家人最熱心的。其中創建黃山幼稚園時是周霖和楊超然等共同發起倡議,周霖、和志堅所創建的“雪社”的文人們集體加入,由做過帳房先生的楊超然任董事長,負責籌資;教材、師資、校園設計等由周霖負責;幼稚園的園長請的是德高望重的北京人簡汝勤老師。周霖除了搞設計、找教材、組織培訓教師外,還自編了漢語、納西語的雙語童謠、兒歌,如《勞動歌》、《學習歌》、《農時歌》、《衛生歌》等等。為了使兒童從小接觸標準漢語,還精心組織并排練了幼兒演唱京劇《打漁殺家》,周霖的胞弟周凡跑前跑后,四處尋找道具、劇本、曲譜、行頭、裝飾等所有需用的物件。在社會上公演時出現了一票難求的現象,獲得群眾的嘖嘖喝彩。

      我真佩服周家人的聰明,除詩、書、畫等才華出眾外,還都特別對音樂有些天賦。據載周霖祖父、父親和他本人都擔任過古樂《皇經會》的會長。抗戰勝利后,為表達喜悅之情,周霖為抗戰勝利填新詞《到春來》,并用古樂《到春來》配曲演唱,兄弟倆還把西洋樂器用于演奏古樂,周霖還為馬子云先生的《玉龍雪山白雪曲》譜曲,至今余音未絕。

      我在考慮與經人介紹的周家三兒子是否可以作為終身伴侶前,曾暗訪了一些人,他(她)們都對周家的品德贊不絕口,有的說周家幾代人都是古城最聰明的人,有的說是傳統家教最好的人家,有的說是幾代人對麗江古城教育貢獻最大的人家,……總之,都是稱贊和肯定的。因為是八十年代初期,我按要求向領導報告了自己個人情況,并擔心成分問題是否能批準。當時領導很高興,他很清楚周家幾代人的情況,說他家幾代人都是愛國進步人士,都是深受百姓敬重的民主人士。

      事實確實如此。周暐到日本游學時是與云南進步人士李清源等一同去的,周冠南到日本留學時就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而周霖在1949年1月麗江面臨著是用戰火解放還是和平解放的關鍵時刻,他很認真負責地去找姐夫習自誠談心,求他為古城、為百姓考慮,交出一個完整的古城,讓百姓平安地迎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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